1948年，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宿舍区留影。
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军霸占，成为日军病院。
位于北大未名湖南岸的赖朴吾、夏仁德墓。
夏仁德的秘密活动
1941年年初，侯仁之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陈絜告诉他，上级传来指示，凡进入解放区的学生，必须预先注射白喉、伤寒等疫苗。
侯仁之知道，校医院的吴继文大夫是自己人，便请他亲自为学生注射。但是，校园里四处潜伏着敌伪密探和特务，在校医院公开注射疫苗必然引人注目，在哪里注射疫苗最安全隐秘呢？侯仁之左思右想，想起了同处一个办公室的夏仁德。
最初，洪业给侯仁之支招，建议夏仁德担任主席，是看重学生对他的敬重和爱戴。与斯诺、林迈可等活跃在燕园的外国人相比，美籍教授夏仁德的名字今天提起来多少有点陌生。但在燕园同窗的记忆中，夏仁德开设的《心理卫生》是全校公认最叫座的一门课，有一年全校八百人竟有一百多人选修。作家萧乾在燕园期间，获益最多的是夏仁德教的《心理卫生》，因为“它帮助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而在女外交家龚普生的记忆中，《心理卫生》课的指定参考书中有《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籍，她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夏仁德的课堂上。
侯仁之没有上过夏仁德的课，但他知道，“一二·九”运动当天，燕大队伍被阻在西直门冻饿交加时，夏仁德为学生们送来了食物。如今两人共事大半年，他更是感受到了夏仁德对学生毫无保留的爱护。委员会负责安排学生勤工俭学，学校拨付的“工资”不够时，夏仁德总是从自己的月薪中开支，但除了侯仁之，他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善举。
侯仁之信任夏仁德，但他没有透露任何与解放区相关的机密，只是向夏仁德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借用他家中的一间房，在夜间办一件事，请他把房间钥匙交给自己。结果不出所料，夏仁德毫无保留地表示支持。他的住处离燕园水塔（现在的博雅塔）不远，那里毗邻未名湖，是一个树木掩映的小庭院。夜深人静时，一次次注射就在这里静悄悄地办妥了。
谨守秘密的侯仁之有所不知，早在一年多前，夏仁德就悄悄资助过逃出沦陷区的学生。据燕大学生郑庭椿回忆，1939年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他徘徊在未名湖畔，满怀愁绪，想走却又囊中羞涩，就在此刻，“我迎面邂逅了夏仁德老师……他尽力鼓励我赶快到自由中国的大后方去……最后他说，路费若有困难，他还可以筹赠三百元作路费……”不久，带着夏仁德亲赠的300元路费，郑庭椿悄悄离开燕园，辗转抵达大后方的昆明。
夏仁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陈絜了解得更多，但作为曾经的地下工作者，他鲜少留下文字。直到1981年，夏仁德在美国逝世，他抱病写出《我所亲知的夏仁德老师》一文，人们才知道，这位低调的美籍教授居然参与过那么多秘密活动。
1935年12月下旬，燕大地下党支部成立，紧接着，党的地下西郊区委成立。夏仁德夫妇腾出楼下的一间客房归我们自由支配，把钥匙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自由进出通向院中的门，也可以走通向里面的甬道。这个房间立即成为西郊区委的第二个机关……
1939年初，燕京大学英国人林迈可教授同机器房的两位中国技工，前去解放区帮助八路军……林迈可小组此行，应视为是与夏仁德先生合作的……
1939、1940、1941三年中，燕京大学替八路军供应了多次的照相器材、印刷用品、钞票纸、炸药、无线电元件、医疗药品器械，参加者有班威廉、威尔逊等外国人，而在司徒雷登与他们之间负责传达和联系者是夏仁德先生……
最传奇的还要数一次破坏铁轨的试验。那是1939年寒冬，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一个秘密小组摸到清华园火车站附近，把两块锻铁打制的夹子一前一后分别嵌在两条铁轨上。当夜，一列火车驶过那里时出轨翻车，立即引发日军惶恐。实验成功后，秘密小组把两个夹子制成样品，由交通员即刻送往解放区推广使用。
这个秘密小组，正是由平素文静瘦弱的夏仁德亲自率领，其小组成员包括林迈可、班威廉、蔡一谔和肖在田。
要想捕人，我在明处
陈晶然永远记得告别校园的最后一刻，侯仁之说了一句话：“你们好了，看来隔不了几年，你们要回来救我的。”老师的话让陈晶然鼻子发酸，是啊，侯仁之何尝不想离开这座沦陷的城市？
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虽说投奔解放区是机密，但学生南下却不是秘密，恐怕他早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更令他警觉的是，表面平静的生活中出现了种种异常。家中保姆老于妈告诉他，曾有一个穿西服的陌生人，趁他不在跑到家里，翻看照片和书桌；一个自称要去大后方的陌生青年突然造访，打听路线，却又消失无踪；家门口附近还莫名出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乞丐”，终日坐在地上向过往行人求乞。
这些蛛丝马迹让侯仁之有种预感，自己很可能已被日寇盯上。事实上，陈絜曾劝他一起前往北方抗日大学。若能一走了之，自然是最安全的，然而当时夫人张玮瑛身怀六甲，实在无法长途跋涉。况且，学生“消失”后的遗留问题，还要他出面善后。
侯仁之明白，滞留北平，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和更严峻的考验。眼下，日美关系日益恶化，燕园这座孤岛的平静，恐怕很快也要被打破了。
1941年12月8日，一大早，侯仁之骑车赶往学校，远远就看见日本兵把守着南校门。他敏锐地掉头回家，可还没到家，又望见老于妈斜倚在门边，频频冲他摆手。侯仁之立即就近躲起来，直至中午才敢回家，原来，日本宪兵已经来过。
侯仁之的第一反应是找到陈絜，商量怎么办，可此时的校园已被日本人重重把守。12月9日，侯仁之冒险从西校门混进学校，刚进校门，就看到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正在逐个检查被驱赶出校的学生。进退两难时，一个熟人突然挤过来，压低嗓子急切地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已经开始捕人了，还有人说你也被捕了，还不赶快离开！”
此时他还不知道，前一天，陆志韦等师生已经被逮捕，就关押在正对西门的贝公楼。陈絜当时恰巧不在校内，而是在城内祖父故居暂住，深夜从广播中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天一亮就直奔火车站，幸运地逃过一劫。
夏仁德原本也有机会逃离。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同为外籍教授的林迈可和班威廉闻讯，迅疾驾车前往西山。夏仁德计划过与他们一起走，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的秘密资料，想到家中秘藏的上百册“禁书”，他不愿一走了之。
这些资料和“禁书”，都是地下党员寄存的，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夏仁德留了下来，资料和“禁书”被他全部销毁。第二天，他被日寇逮捕，先是软禁在东交民巷，后被关到山东潍县的日军集中营，直至1943年9月日美交换战俘，方才重获自由。
夏仁德被捕的同一天，司徒雷登亦在天津被捕，开始了近四年的软禁生活。
侯仁之原以为日寇会很快上门。即将临产的夫人已回到天津岳母家，他自料送学生去解放区行事十分机密，为表问心无愧，干脆坐等敌人上门。然而，不知是大战初起日寇一时疏忽，还是风头已经过去，侯仁之等了几天，居然没有任何动静。学校进不去，他实在牵挂家人，便决定也去天津，临走前大大方方留下天津的住址，此举用意不言自明：并非有意躲藏，要想捕人，我在明处。
12月28日，天津法租界海大道76号，正准备撰写论文的侯仁之果然被捕。在天津花园街的日本宪兵队关押一夜后，他被押往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而立之年的侯仁之，即将面临人生最严峻的考验。
“爱国训练的第一步”
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位于原北京大学的沙滩红楼。1937年北平沦陷后，这里很快被日寇占领，可恨楼内地下室竟被改造成牢房，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成了多少爱国志士遭受迫害的牢笼。
侯仁之被推搡进地下室，定睛一看，牢房里已有一人，原来是燕大学生孙以亮。这位孙以亮，就是后来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他的哥哥孙以宽，则是侯仁之送进解放区的学子之一。
师生相逢，却是在这样的地方，两人有太多话想说。可囚在牢里的人哪有自由可言？巡逻的宪兵一旦发现“犯人”互相讲话，冲进来就是一顿毒打。孙以亮进来得早，略有一点经验，两人尽量把头靠近躺下，腿脚伸向不同的方向，再把手巾盖在脸上，假装遮掩灯光，实则低声交谈。
侯仁之这才知道，燕大有20多名师生被捕，自己的恩师洪业和邓之诚也被关押在此地。孙以亮告诉他，自己被捕，是因为参与演出了带有抗日色彩的话剧。侯仁之不由想到自己：难道送学生去解放区一事暴露了吗？
就在他忐忑不安时，一天早上，一个打扫过道的人路过，忽然把一个小纸团扫到了他坐着的地方。打开一看，他一眼就认出是学生刘子健的字迹。刘子健与洪业关在另一个牢房，已经过完堂。纸团上的几句话，侯仁之终生未忘，在过堂时“先侦察思想，后侦察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纸条最后还写道，“看过纸条之后，立即毁掉。”
这里所说的“学生西游之事”，就是指护送学生翻越西山投奔解放区，看来，日本人对此并不知情。这个信息至关重要，侯仁之如同吃了定心丸，对于即将临头的审讯，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那么，严密看守的牢房内，纸、笔从何而来？纸团又如何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侯仁之？许多年后，女儿侯馥兴在刘子健的回忆中找到了堪比小说情节的答案：
有一次，我乘宪兵在笔录口供时，将桌上一支铅笔，偷偷拨入袖中。又举手打呵欠，使铅笔滑到上臂部分的袖筒里。接着，便和洪先生在半夜商议最有问题的是侯仁之先生！《燕京新闻》曾披露南下学生名单。大家又都知道侯先生负责，这是铁证，自己留下的。应当怎样应付呢？听宪兵的口气，知道他们除此以外，别无所知……侯先生在押而尚未被审，最好先告诉他做一种准备。于是用牙齿把铅笔木杆咬去，留下铅条，藏在板缝中，半夜在手纸上写信。……（打扫过道的人）遵命而行，便把这小条从我们屋中“扫”到侯先生屋中。
打扫过道的人原是即将释放的“犯人”。不知日本宪兵是心大还是愚蠢，这些被捕的人多少都有抗日色彩，日本人却规定在开释之前，“犯人”要服几天“劳役”，允许他们在各牢房间“自由行走”，打扫过道。
掌握了敌人的底牌，侯仁之被提审时果然有惊无险。日本宪兵丝毫没提起学生去解放区之事，只追问南下学生的路线、名单。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且学生早已离开，此时写出名字也不要紧。侯仁之坚称，学校只管培养人才，绝不干涉学生毕业后的出路，而后写下一些家在南方的学生名字。日本人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安给他一个“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
日寇似乎没有对侯仁之施用残酷刑罚，这绝非他们心慈手软。历史学家邓之诚的《南冠纪事》记录了惨不忍睹的狱中见闻，“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蹴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至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
对于学者，日寇妄图利用他们的声望为自己涂脂抹粉，才会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策略。但平日埋首书斋的教授们，自有知识分子的气节。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陆志韦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作风，敌人要求他写悔过书，他却在日本人提供的纸张上，写下力透纸背的四个大字“无过可悔”。
史学家洪业临危不惧，日本军官问他：“你为什么抗日？”洪业侃侃而谈，仿佛在发表演讲：“我是研究历史的……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只能暂时收效，因为一定会有反应的，而最后一定得报应，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
虽没有用刑，狱中的虐待欺辱却不少。侯帆星向记者回忆，父亲过堂时，鬼子上来先打了个大巴掌，眼镜都被打得不知去向。邓之诚曾写道，有一次张东荪先生与他谈话，被看守发现后，携桶水至，倾水泼下，衣袂被褥尽湿。张先生不堪凌辱，与看守厮打，数次自杀以示抗议。幸亏难友营救及时，得以不死。
被捕教师中，侯仁之年纪最小、职务最低。铁窗禁锢，无纸无笔，看守只见他泰然静坐，却不知年轻学者心中正默默构思北平都市地理的腹稿。侯仁之并非不担忧，但前辈先生从容自若的气度，驱散了他的焚心似火。有一段时间，他与陆志韦关在一起，时值寒冬，冷不可耐，陆志韦即坐行柔软体操，还低声对他说：“这是爱国训练的第一步。”
而与社会学家赵承信同囚一室时，赵先生完全不以犯人自居，竟拉着他论学谈道。两人有问有答，一个介绍都市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一个讲解北平历史地理、京绥铁路沿线地理以及黄河、运河水利开发史，谈到高兴处，甚至忘了身在狱中。这些狱中的思想碰撞，或许正是《北京都市地理》腹稿的重要灵感来源。
“经颠危骇浪，三十而立”
1942年6月18日，侯仁之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至此，侯仁之结束了半年的狱中生活，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缓刑三年，意味着他的一举一动都将处于日寇严密监视之下，若因事外出，必须事先报告。而且，取保开释还要有一个担保人，侯仁之的家人都在天津，他在北平举目无亲。为难之际，曾帮学生注射疫苗的吴继文大夫伸出援手，以自己开设的“光明诊所”做铺保，侯仁之终得出狱。
在天津岳父母家，出狱后的侯仁之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四个多月的女儿和妈妈躺在一起，侯仁之觉得“像一条大船旁边的一条小船，一条小救生船”。这个女儿就是侯馥兴，她的名字原是“复兴”，寓意日本战败，中国复兴。
终与家人团聚，侯仁之却难掩心中隐忧。当初送学生离开后，他用小字在极薄的打字纸上详细记录了每个学生的资料：姓名、个人情况、联系的办法、离校的日期和路线以及学校提供的资助等。这份名单装在一个大信封里，保存在历史系办公室。在狱中时，他每每想起此事，就坐立不安，如今自己暂时平安，但这份名单终究是个定时炸弹，一旦落入敌人手里，且不说自己将再次入狱，还会牵连一大批人。
侯仁之坐不住，决定以看望老师洪业的名义，去北平一趟。见面一聊，洪师告诉他，有些教工曾被允许回校取个人物品。侯仁之不禁喜出望外，按照老师的指点，向宪兵队提出申请要取图书、钟表和钢笔，居然很快被批准了。
这天，一个持枪的日本兵带他进入历史系办公楼。一路上，侯仁之绞尽脑汁，怎样才能设法避开这家伙的监视。没想到，一进二楼办公室，鬼子就被一台油印机吸引了，好奇地摆弄着。真是天赐良机，办公室是一个套间，侯仁之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装作自然地走进小房间，拉开抽屉一摸，信封居然还在。他抓起信封贴着腹部，塞进紧扎的腰带内，再罩好外面的蓝布长衫。大功告成，侯仁之既高兴，又紧张，顺手捡起一些线装书，连同一个织锦的椅垫，用带来的绳子捆作一包，就和日本兵下了楼。
出校门时可能还会搜查，最好能在路上把材料处理掉，可旁边的日本兵看得太紧，侯仁之一直没找到机会。偏偏怕什么来什么，走到南校门，坐在门卫小屋里的日本宪兵突然走了出来，站在一米多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侯仁之急中生智，一边拿着填好的单子给他看，一边开口说：“太君，钟表、钢笔通通没有了，只有这些书籍，还有媳妇送我的这个椅垫子了。”那宪兵一声不响，只是恶狠狠地抓住侯仁之手中的一包东西，一下摔在地上，又嫌弃似的把他推到一边。
侯仁之趁机捡起东西就走，一口气走到东墙外一个熟人家里，正赶上他家保姆用一口大柴锅烙大饼。他抢过去帮助烧火，趁人不注意，掏出那份记录，在灶火中付之一炬。
此后三年，侯仁之蛰居天津，时有汉奸便衣登门盘查，拉拢示好，他都断然拒绝，一边在租界内教书维持生计，一边潜心著述。1942年下半年，他以蝇头小楷，将狱中打下腹稿的《北京都市地理》移于纸上。1943年4月，被捕时正要书写的《北平金水河考》初稿，得以完成。
然而，蛰居平静的生活又一次被打破了，北平传来消息：孙以宽和刘子健相继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孙以宽是侯仁之送到解放区的学生之一，刘子健是燕园被封后同时被捕的“狱友”。两人对学生去解放区之事都知情，如果他们是因此被捕，说明日本人已经掌握了情况，那自己必将再次入狱，甚至难逃一死。
侯仁之左思右想，为了避免再次落入敌手，只有尽快离开沦陷区。慌乱之际，他连南下的火车票都已买好，但夫人张玮瑛坚持应将此事告诉洪业老师。她独自赶早班火车前往北平，傍晚回到天津时，一口气转达了洪师的两点意见：“第一，你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你，却抓不到你，必然要抓你的铺保吴继文大夫和其他有关的人。第二，你不走，即使再次被捕，甚至被判死刑，燕京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
洪业的话分量极重，侯仁之改变了主意，留下随时准备着，应对更严峻的考验。幸好，月余后消息传来，孙以宽、刘子健在狱中备受酷刑，但都坚贞不屈，日寇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东西，最终不得不释放。多年后，侯仁之在怀念恩师时感慨：“我所经受的最严重的一次考验，也正有赖于煨莲师（洪业，号煨莲）的教导，才得自告无憾于今生。”
1945年8月15日，流寓津门的侯仁之终于等到了胜利结局，从短波中收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他喜不自禁，抱着3岁的女儿欢呼跳跃。一年后，他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继续六年前被打断的留学计划。1949年，沦陷中的狱中腹稿《北京都市地理》，最终呈现为侯仁之的博士毕业论文《北平历史地理》。
如今，抗战胜利整整80年，侯仁之早已故去。回望1941年，他的女儿侯馥兴说，《北京都市地理》写在敌寇入侵、国家危亡的时刻。它不仅是沦陷中的苦难习作，父亲更是以此明志：本业之不可废，志气之不可夺。“那一年父亲30岁，国家危亡时刻，经颠危骇浪，三十而立。”
杨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