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萌（南京师范大学）

6月16日，江西新余的唐先生向媒体反映，2025年4月他将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至上海治疗时，800公里的路程被“民营救护车”收取了28000元转运费，转运费是直接转到司机的个人账户，且无费用明细及发票，令人质疑其是否合理。（6月17日 极目新闻）

一旦生命救援与商业利益挂上钩，那如何避免“救命钱”沦为“宰客刀”？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在“民营救护车800公里收费2.8万元”这一事件中，唐先生的遭遇暴露出非急救转运市场定价标准模糊的问题。南昌紧急救援中心规定南昌至上海的转运费用约1.1万元，而唐先生实际支付的费用高达2.8万元，超出标准154%，这显然突破了人们的认知范围。更讽刺的是，司机拒绝议价、未提供发票，甚至通过个人账户收款，将救命服务变成了“黑市交易”。

尽管存在严重的信息误导——救护车挂靠民营医院南昌赣医医院，却使用公立医院设备、有医护人员陪同，导致患者误以为是官方救护车，但这本质上仍是利用患者对医疗机构的信任进行消费欺诈。涉事医院称救护车非本院所有，司机所属公司否认关联，卫健部门仅回应正在核实。这些情况不仅忽视了事件本质，多方“踢皮球”背后更是监管的失责。

我们还应看到，非急救转运市场的乱象，实际上是供需失衡形成灰色地带，以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与市场化服务监管滞后共同作用的结果。公立医院救护车资源紧张，120急救体系仅覆盖危急重症，导致非急救转运需求转向民营机构。目前，非急救转运服务未纳入政府定价目录，仅由行业协会或企业自行制定标准，使得民营市场缺乏统一准入标准，车辆设备、人员资质参差不齐，为乱收费埋下隐患。

如果民营救护车一味打着与医院合作的旗号收取高价，患者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无疑会持续降低。患者本就因重病承受着巨大压力，而高额的转运费用会加重其家庭的经济负担，进而加剧医疗焦虑。在这则事件中，唐先生支付2.8万元后，不得不通过网络曝光寻求帮助。这虽是个案，却反映出普遍存在的问题。若不从机制上重新梳理、优化，信任危机一旦蔓延，必然会影响整个救援系统的运行效率。

更具体而言，要解决民营救护车“天价收费”问题，需要平衡市场化与公益性的内在关系，通过明确的规范加以约束。例如，明确服务标准，将非急救转运纳入基本医疗服务范畴，制定全国统一的设备配置、人员资质、收费标准；强化监管协同，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由卫健部门负责资质审核，交通部门监管车辆运营，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违规企业和个人实施终身行业禁入；鼓励公立医院设立非急救转运中心，或考虑将相关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以减轻患者负担。

“天价救护车”事件暴露了市场乱象，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无论是民营还是公营，生命救援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商业服务，更是公共产品。当民营机构以市场行为为借口推高价格时，是对医患关系的漠视，背离了救援本心，违背商业伦理，甚至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非急救转运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每一位患者及其背后的家庭息息相关。只有以制度筑牢底线，以监管压实责任，才能让救护车真正成为承载生命希望的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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