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随便便的小事情，在派出所就能解决，怎么在网上就吵起来了？” ■“事儿本身不大，只是被舆论捅大了。” ■空心与留守早已是陈旧的话题，却仍是这些乡村真实的境遇 本报记者 冯蕊 张易镇与流量本无联系。 这里位于西海固，曾是深度贫困的帮扶地。 但现在，一场网络世界的反转让事情变得不同。 11月23日，社交平台出现短视频：身着制服的派出所民警正在踢打穿着校服的孩子，尽管孩子捂着头，仍被踹在地上无法动弹。一名母亲在背景里喊叫：“张易镇执法人员打红庄小学12岁的娃娃！”播放量不断飙升，执法人员被斥责“滥用公权”。 仅过一天，乡镇所在的宁夏固原市公安部门发布警情通报：11月22日15时许，张易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电话报警，称其孩子在学校被同学马某某多次殴打。副所长王某出警，在找到擅自离开的马某某后实施踢打行为。 一时间，派出所副所长的形象从“执法不当”扭转为“惩治欺凌”。 舆情看似得到解释，但其中一些事实依旧模糊：孩子间的行为究竟是偶发斗殴还是长期欺凌？派出所调取监控与执法过程是否合规合理？ 一件“小事”闹大了？ 11月26日，固原刚下过一场大雪，通往乡镇的道路上结着冰碴，几乎不见人影，可当地的打印店却非常热闹。 店主周雨梅已经忙不过来。她看到殴打视频后的第二天，就有网友打电话询问，“能不能给王副所长做面锦旗？”两天时间，打印店已接了四五十单生意。 她和店员展示了电脑上的锦旗模板：落款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旗面上大写着“正义执法、理所应当”“重拳打击、民心所向”……她的丈夫每天把锦旗送到数十公里外的张易派出所，拍好视频、配上音乐，点击量噌噌上涨。周雨梅感慨，没想到流量到来如此意外。 没过几分钟，这番热闹就被警察的到访打断。 “咱们店24号是不是做了十几个匾？”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打印店。身后跟随的执法人员拿起手机在店里环绕拍摄。 “没有做过匾，只有锦旗。”周雨梅争辩道。 “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的！”警察加重语气，“现在网上给公安送东西的太多了，不仅有锦旗，还有牌匾、花。” 周雨梅有些委屈，“我也知道要有底线，人家掏了钱我们总得做。” 对面的态度缓和下来，“你们理解理解，网上乱七八糟视频太多，这活就尽量别揽了。” 原来，人们在现实世界里远比网络平静。 说到欺凌，周雨梅流露出不解，“我从没听孩子说过学校有啥霸凌。想不通为啥会有，是不是功课太少了？”她看了看锦旗的落款，“你看啊，送的网友都是外面的人，说明霸凌在那些地方更严重。” 一旁的妹夫加入讨论，“换句话说，那些被霸凌的孩子都长大了，心结还在。”在他看来，欺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才是网友情绪高涨的原因。 但更多人感到“寻常”，事件之初似乎是娃娃间的“小打小闹”。 汽车从打印店一路驶向张易镇。途中一位老人拉着记者絮叨，村里娃娃打架很多。“随随便便的小事情，在派出所就能解决，怎么在网上就吵起来了？” “事儿本身不大，只是被舆论捅大了。”本地基层工作者周翼说。记者从乡镇的基层人员口中得知，目前事件究竟是“斗殴还是欺凌”的确没有定性，后续便要认定该男生是否多次对同学实施暴力行为。 欺负同学不止一回？ 27日早上7时半，记者等候在红庄小学门口。此前记者多次拨打学校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听当地人说，张易镇目前只有两所小学。一个在镇上，另一个便在红庄。随着许多村小陆续关闭，一些住在10多公里外的孩子，也得赶到红庄小学上课。 在这里，一些成年人对记者表现出警惕。“什么欺负的事？我没听说过。”学校外的便利店老板干脆戴上耳机不再作答。一些家长看到记者走近，纷纷转身离开。 孩子却格外直率。许多小学生指出，马某某不止一次对同学实施暴力行为。 “我知道打人的事。”一个三年级的女孩点点头说，那位六年级的马某某经常打三年级同学，有一次把同学的手抓烂、流血了。对方去向老师反映，“老师也管了，可说他没什么用”。另一个女生附和，她也见过，当时被打的同学受伤没有特别严重。 “欺负的事有过，不是经常的。”另一个三年级男生表示，他看见过两次，老师已经批评过了，马某某还是要打那两个男生，踢人家的肚子。 他们告诉我，马某某住在学校旁的村庄，当天被他欺负的两个孩子住在10公里外的西吉县某村。 可距离事件的核心越近，说法却随着村庄的不同显得割裂。 在马某某所在的村庄，两位村民否认欺凌。“其实就是娃娃的正常打闹。”村民海丽说，马某某的父母在村里谋生，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在念小学，“孩子才12岁，能做些啥？”海丽提高语调，“民警怎么能打娃娃呢？” 红庄小学二年级家长刘顺却说，马某某的霸凌不是偶然发生。“这个孩子就是学校里的大哥大，时常欺负低年级学生，问一些学生要钱。”自己的女儿也被马某某勒索过，有家长报过警，派出所口头教育过几次马某某，“实在是没办法”。 “他是个小霸王，所长就不应该被撤职！”按照刘顺的说法，这次被马某某欺负的两个孩子是三年级学生，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自己的亲戚，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他在村里的好朋友。“这次就是他俩报的警，现在他们的小孩都在医院里住着。” 但进一步询问，持不同观点的两方都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此时，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名穿着便服的男士，“你是哪里来的？不能在这边随便问。在派出所报备了吗？”对面开始抄起手机报告，记者不得不选择离开。 从村庄回来后，记者来到原州区教育局寻找答案。 在此前的报道里，教育局工作人员曾表示，孩子间是偶发的斗殴，不存在长期的霸凌。 记者据此询问，对方并不承认这一信息，表示无法回应。“这个还在调查处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反复强调，公安有专门的调查组在进行调查，没有接到上面最新的反馈。 听到“欺凌”二字，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头摇得厉害，一边和同事作出“嘘”状，一边摆手拒绝。“这个我们不能接受采访，要去联系宣传部门。” 执法两次偏离轨道？ 欺凌与否的事实显得模糊，记者将关注点转向执法人员。 一位了解此事进展的基层人员说，执法在过程中两次偏离轨道。 11月22日下午接到报警后，王副所长带着值班的民警来到学校。结果在拦截要逃跑的马某某时，王副所长的执法行为不当。“主要是踹了那一脚。”他指出，在一般非紧急情形下，民警的执法不能实施暴力行为。 根据这名基层人员的说法，当天晚上双方就进行了私下调解，孩子去医院做了CT、彩超等检查，有轻微软组织挫伤，费用由王副所长垫付。 结果周六一早，马某某的母亲又到派出所。当时另一位民警陪她到学校去调取监控，并由她拍摄视频。这一监控能辐射到学校大门外的小道，刚好记录下前一天王副所长殴打孩子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违规的。”这名基层人员指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法规定，民警出警必须要两个人及以上。尽管警察有调取监控的权利，必须走派出所内部的报备程序并征得同意。但民警自己带着当事人母亲拍摄学校的监控视频，事后发在社交平台上。当时一共有四个监控，双方协商后删除了其中三个。 基层人员坦言，到了周六下午，视频已在网络上发酵。乡镇平时遇到的事件也不少，这么大的舆情可是第一次。 “热度高的好处就是整不了猫腻，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按照这名基层人员的说法，涉事的执法人员目前都得到惩处。王副所长被撤职，调取监控的民警也要被处分。“在党政机关里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撤职只比开除低一级。” 他还说，一旦马某某的欺凌得到认定，双方不选择和解，档案就会一直跟着他升学，“谁都逃不了”。 在此期间，记者试图离事件核心的当事人更近一些，但接触比想象中艰难。 11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局。门口的保安拒绝采访，只给了办公室主任的电话。拨通后，对方得知是记者，就挂断了电话。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目前情况就是通报里那些，有最新的进展会告诉大家。 就在当天，刘顺和朋友取得了联系。疑似被欺凌的孩子家长说事件还在调查中，自己和之前一样，什么也不能说。 好好说，真的不管用？ 在采访的过程里，记者渐渐捕捉到人们觉得“寻常”的缘由。 在张易镇，一些家长知道欺凌的存在，却无能为力。 赵流芳是红庄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学校的事特别多，说不明白。”她说，有孩子的课本被同学从教室窗户丢了出去；也有孩子开学后一直让家长买钢笔，后来才知道是一直被别人抢文具。 有一回，赵流芳的女儿告诉她，自己在排队时，让一个一年级的女孩用胳膊肘捅到一边，态度很恶劣。“赶紧告诉老师。”赵流芳和女儿说，但孩子第二天回来哭诉，老师批评后，那个女孩就开始骂脏话，扬言自己的哥哥在六年级，小心过来打她。 “我能咋说，有些事没得说。”赵流芳强调，好好说真的不管用。 刘顺面对孩子被欺负的姿态颇为两极。刘顺的女儿被欺负后，回家告诉爷爷。刘顺得知后有些不以为然，“我就想着小孩子打个架很正常，咱们就不管了，没受伤就行”。记者问，如果受伤怎么办？刘顺突然激动起来，“那我就过去揍他一顿”。 许多村民和记者交谈，从自己小时候起，一代一代都这样：如果不用暴力面对暴力，很容易处在不利、弱势的地位。但他们强调前提是不能违法。 “以暴制暴”是否成了应对欺凌的一种无奈手段？记者尝试将这一疑惑询问教育律师李文。他长期关注校园欺凌。他说，大家面对欺凌往往很看重“堵”，也就是惩罚。 其中的确有许多宽松的地带。李文说，派出所可以依法对欺凌者进行训诫，责令家长管教，这些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都有依据。但如果要诉诸更严厉的处罚，行为要足够恶劣。构成犯罪的话，如果是未成年人，也只能送到专门学校进行矫治。 李文感慨，当欺凌者得不到足够严厉的处罚，用暴力进行压制，似乎成了短期内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很多家长、老师只看到孩子肢体上的受伤，忽视他们受到的精神伤害。 他表示，大家很少考虑“疏”，从孩子心理根源上做些什么，教会他们应对冲突、解决冲突的能力。明明法律和教育部的条例里有规定学校要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法治副校长，建立欺凌行为的报告制度。但城里的学校能做到的都很少，何况在乡村的学校？ 一个难解的教育困境？ 矛盾背后似乎有着更深的社会根源。 空心与留守早已是陈旧的话题，却仍是这些乡村真实的境遇。刘顺说起自己的苦衷，“这个地方以前很穷，我就在外地打工讨饭吃。”他和朋友都是很早地结婚、成家，生下孩子后没钱抚养，跑到外面谋生。照顾孩子的责任落到了爷爷奶奶身上。 刘顺说，有时他也想关心女儿，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在和李文交谈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心理教育、家校协同对防治欺凌的关键作用。“家庭始终是第一道防线，要发现孩子的心理诉求，及时进行疏导。” 但现实与愿景形成割裂。乡村根源性的经济、教育困境，让人们关注孩子心理境遇，似乎成了一种空谈。 11月底，随着冰雪消融，舆情也在小镇逐渐消散。总有人试图从中吸取教训，做些什么。 赵流芳看到，25日，女儿从学校拿回来一张预防校园欺凌的告知书，要求家长签字。告知书的末尾写道，“家长作为孩子成长中的陪伴者和引导者，需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让我们共同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但刘顺并没有关注到告知书的内容，“前天学校让家长签字，都是我父亲签的，我压根不知道是啥。” （文中当地人士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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