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释“两个结合” 的重大意义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文化文艺工作者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方向。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民间文艺高质量发展，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召开“新时代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研讨会”，邀请相关部委代表、专家学者、民间文艺家等，针对民间文艺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座谈研讨，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民间文艺”的内涵和特征，系统梳理民间文艺蕴含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深入阐释民间文艺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的重要作用。为便于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学习参考，更好推进民间文艺传承发展工作，本刊将推出“新时代民间文艺传承发展”专栏系列文章。本期推出第二篇：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邱运华文章《民间文艺新形态及其对现代文明建设的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发生深刻变化，民间文艺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正在逐渐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艺”；这些新现象具有强烈暗示甚至正在引领民间文艺发展方向，促使理论界认真研究，明确它对新时代“民间文艺”概念界定和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而从更深层次看，民间文艺领域出现的这些新现象，绝不是简单和偶然现象，应该将其视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实践乃至现代文明实践促成的新事象，它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在这里，“民间文艺”这个概念既包含民间文学，即学术界指称的口头文学如口诵史诗、民间故事和传说等，也包含作为民间工艺美术的刺绣、雕刻、剪纸、泥塑等手工艺术以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民间表演艺术。“民间文学”和“民间工艺美术”在传统意义上统属于民众的集体创作，学术界将两者分得很清楚，从周扬、钟敬文、贾芝、马学良到刘锡诚基本上讨论“民间文学”范畴，而王朝闻、张仃、常沙娜、杨先让基本上讨论的是“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很少作跨界研究。日本学者柳宗悦也主要研究民间手艺，很少讨论民间文学。本文旨在社会文化和现代文明实践层面讨论民间文学和民间手艺的时代新变，正是基于其共同的民众集体创作基础，而不是区别性地探讨其各自艺术、技艺和创作规律，所以使用“民间文艺”这一概念。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提出，一个“文化周期”分为五个阶段，即创造、生产、传播、展览/接受/传递、消费/参与的循环模型。用这个“文化周期说”来宏观描述民间文艺从创作到消费/参与全过程，我们会发现，新世纪民间文艺的新变化覆盖到“文化周期”所有阶段。

服务民众日常生活实用、体现传统文化习俗，是民间文艺创作的传统主题。直至今天，大量民间手艺人的制作，仍以上述两个主题安身立命，例如，在生产劳动中实用工具的制作、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饮食男女习俗和民间文艺生产等，仍然以传统主题为主，其中的文化因素、制作成分，保留了中国大多数区域认同的民间文化元素。但在民间文艺创作中，也明显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题材为主旋律，创作出一系列新的优秀作品，例如近三届山花奖参评作品：杨秀玲《黄河情》（剪纸）、施冬妹团队创作《姑苏繁华图》（木雕）、郑春辉《清明上河图》（木雕）、姚建萍团队《张骞出塞》（刺绣）以及张小红《清贫》（刺绣）等；社会新风俗、新道德、历史上爱国人物、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如长城、泰山、黄河、长江，以及《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屡屡成为各类民间文艺不断再创作的共同题材；民间表演和音乐舞蹈中，表现国家统一、民族自强不息主题的创编作品，成为创作主旋律；民俗文化表演中表现社会欣欣向荣的作品成为主流；在民俗旅游产品里，以地方风物、励志故事传说、新风俗为主题的作品成为主流。特别是流行很广泛的农民画创作题材，基本上以表现新民俗为主题。以往讲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怪力乱神的故事传说，在当下民间文艺创作和传播中越来越少，不再成为主流。

千里江山图（局部）

民间文艺领域上述创作，表面上看似乎具有个性创作的特征，张扬着或表征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性质，但是究其根本，仍然属于民间文艺创作范畴，原因有二，一则作品沿用传统题材而非个人化题材，例如《黄河情》、《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富春山居图》、《张骞出塞》等，都沿用艺术史上被各类民间文艺类型不断重复使用的传统素材；二则其作品价值主要在于精湛的技能技艺，而非个性化思想的深邃和独创。

另外，创作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多个领域出现集体创作现象。乐清黄杨木雕大型制作，会邀请多位业内专家酝酿创作主题、题材，指定一个艺术家设计草图，再集体评估、修改、研究，最后由一个团队创作完成。传统社会里的小作坊、定单式、师傅带徒弟制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大制作、集体构思创作、自主自由创作；前铺后院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市场化运作。

与此同时，民间创作巨型化大制作越来越多，这是传统民间文艺生态时期没有的新现象。像莆田郑春辉巨型木雕《清明上河图》长12.286米，高3.075米，宽2.401米。苏州施冬妹主持创作的大型木雕《姑苏繁华图》总长40.47米、高2.13米。巨型唐卡长卷《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长达618米、宽2.5米，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重一千多公斤，画卷里绘制了七百多幅唐卡图案，由来自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五个省区的四百多位藏族、土族、蒙古族、汉族顶级画师精心创作，从策划到绘制花费了27年，表现了藏族人民对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和瑰丽想象。藏绣《岭国三十员大将》整幅作品长20米、高2.8米，气势恢宏，是近年来藏绣里少有的巨制。谷中和的剪纸《早市地摊》是十米长卷。砚雕《万佛朝宗》以歙砚大畈济源坑子料为砚坯，长2.3米，宽1.8米，厚0.3米，重3吨多。巨砚内容为佛教题材，雕刻有一百三十余位人物。乐清黄杨木雕创作历来并非以大型创制为传统，但近十年大型制作屡屡出现，比如虞金顺“中国梦”系列；高公博“百国之木”系列；虞定良“大山情”系列；王笃芳“水浒108将”系列；吴尧辉“大唐盛世”系列、“三十六行”系列、“艺迎亚运系列”体育题材作品；郑松强“四大名著”系列、《群仙歌舞庆世工》，等等。撇开历史上服务皇宫的巨型制作，民间工艺未曾出现过如此众多的民用巨制。巨型制作的大量出现（主要是纪念性质），伴随着民间工艺作品从私藏转变为公用这一走向，意味着当下民间文艺开始了一个新的重大转型。

民间文艺题材与现代艺术形式紧密融合，产生出新制作、新作品。例如江西省创作音乐剧《客家儿郎》（2017）展现客家人传统价值观及人生理想。自1984年以来，电影《黄土地》（1984）掀起了陕北黄土地上安塞腰鼓旋风，《红高粱》《八旗子弟》（均为1987）分别表现地方民俗和民族习俗；20世纪90年代出现大批表现民间文艺的影片：《霸王别姬》（1993）、《青蛇》（1993）、《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1993）、《穆斯林的葬礼》（1993）、《活着》（1994）、《变脸》（1995）、《黑骏马》（1995）、《日出日落》（2005）、《梅兰芳》（2008）、《花木兰》（2009）、《白蛇传说》（2011）、《杨家将之军令如山》（2011）、《孙子从美国来》（2012）、《板龙》（2012）、《百鸟朝凤》（2013），直至2022年的《人生大事》，等等。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涉猎民间文艺的电影创作至今不曾间断，涉及京剧、皮影、白蛇传传说、花木兰传说、杨家将传说、变脸技艺、舞狮、唢呐、蒙古族长调、糖画、殡葬等民间文艺和民俗。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的系列风光作品《印象•刘三姐》（2004）、《印象•丽江》（2017）、《印象•西湖》（2007）、《印象•海南岛》（2009）、《印象•大红袍》（2010）等实景真人表演，以民间文化为素材，后来还增加了红色文化基调。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的电视系列片再现各地传统餐饮美食制作手艺、人文情怀和生活趣味。地方饮食传统和厨艺与民俗文化的融合成为该类型电视系列中传播的规范模式。当前的数字文创内容也多指向传统文化，尤其指向民间文艺资源。

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快车道，社会观念变化随着经济腾飞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对民间文艺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方李莉曾把中国手工业的复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与旅游业发展有关，这一时期的产品大都是旅游纪念品和一些民间仪式的道具。第二个阶段是在2006年左右，由于中国的经济起飞，民间精英阶层和富裕阶层出于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促进了中国文人时尚的出现，形成了一个繁荣的手工艺市场。”文章里所说的“手工艺”基本上等同于“民间工艺”。2011年，全国人大第19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名录、传承保护和法律责任，对形成民间文艺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全民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2014年，出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草案）》，省市县相继推出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政策、制度、措施；中央文明办发布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的通知，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中秋等传统节日，成为弘扬民间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教育领域推出覆盖义务教育的传统文化研学旅行项目。中国政府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形成了一个文化自信场域，进一步培育了民间工艺复兴土壤。

曾几何时，民间文艺只是社会底层的现象，无论是民间戏曲、说唱，还是民间手艺产品，都在地摊上、胡同窄巷门脸里售卖，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社会对传统文化普遍认同，先是电子商务带领着民间手艺产品进入到销售平台，京东、淘宝等大型平台纷纷设置民间工艺销售板块；“東家”为代表的专业线上销售平台，组织召开了“手艺人大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大量民间手艺制作过程被拍成了短视频，成为大众追捧的节目；但凡有集会、博览会，就有电商、短视频直播，从偏僻的乡村到中心城市，直播带货已经是民间文艺经营常态。

数字技术、网络平台和自媒体融媒体技术的普及，为民间文艺拓宽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机遇。从普通手艺人到国家级大师，借助网络平台展示技艺、产品，直播、电子商务、融媒体传播、个人形象展示活动，成为时尚。现在，著名民间文艺家，如吴元新、姚建萍、郑春辉、陈礼忠、郑幼林、吴尧辉等，都有自己的新媒体账号。各级政府也高度重视电商直播快手等新传播方式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力。网络名字为“珍惜岁月”的湖北神农架说书艺人陈切松在线上演说《黑暗传》，当年收益70万元脱贫；安徽省灵璧市的周家班（唢呐）走向大舞台，时尚化演奏传统剧目、民间小戏，被人称为“来自中国的元气”；河南商丘市柘城县马家村（抖音号“唢呐村的事”）收获粉丝76.2万，一举脱贫；长沙花鼓戏开拓线上市场获得350万观众；颜方玉演奏二胡，有517万粉丝、3701万点赞。2021年6月发布的《抖音非遗数据报告》显示，通过抖音电商获得收入的手艺人数量同比增长61%，平台上非遗传承人带货总成交额较上一年增长15倍。受益于商业价值的实现与经济效益的提升，非遗也迎来了“自造血式”发展，让非遗技艺的展演渠道拓宽、圈粉效应增强，也让从业者在非遗消费中获得更体面的收入，让非遗传播没了“后继无力”之虞、传承少了“断代”之忧，这正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中之重。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月，国家级非遗项目中，抖音覆盖率达99.74%，相关视频播放总数达3726亿次，获赞总数为94亿；获得打赏的主播人数同比增长427%，打赏总金额同比增长533%。这其中，获得收入的非遗传承人数量同比增长34%，通过抖音电商销售的非遗好物数量同比增长668%，紫砂茶壶、生丝刺绣、乔师傅皮雕包、玉雕茶器、法根糕点、王星记扇子、油纸伞、苏罗织品、青瓷杯、龙井茶等非遗好物销量位居前列；成年“00后”购买非遗好物的成交额同比增长959%。有中国和英国学者发表了《数字化平台助力手工艺非遗传承的中英案例研究》报告，就手工艺人的数字化技能、数字化资源、数字化互动交互模式、实体产品体验和数字化交融以及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做了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在世界大范围内，民间文艺领域发生的变化具有普遍性，因而探索其中包含的意义，也具有迫切性。

与此同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民间文艺事象和样态频频出现，如城市新民间文艺、新民俗、新民间故事创作和讲述场所、网络民间文艺以及数字民艺作品等。民间手艺及其产品成为县市级政府扶持的产业化重点，例如河北蔚县剪纸成为全县的重要产业；上海金山、江西万安、江苏秀洲、西安市鄠邑区等农民画村，上海金山、浙江嘉善、江苏昆山等故事村，浙江松阳、陕西青木川、四川甘孜和阿坝州藏族传统村落，等等，这些通过改造、设计的新民俗文化村成为旅游热点；还有以各种传统技艺聚集而成的产业村，例如木版年画聚集地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坊杨家埠、河南朱仙镇、四川绵竹等，发展成为产业重镇和旅游打卡地；湖北夷陵民间故事村、山西万荣笑话村、浙江缙云民间戏曲等，景德镇陶溪川文创园和中国陶瓷博物馆，长沙铜官窑旅游文化度假区，佛山石湾陶瓷博物馆，西安长安区关中民俗博物馆，这些地方被改造成文化旅游和传承基地；还有民间文艺爱好者不断申报私人民俗博物馆，等等，成为新的民间文艺样态。

民间文艺从业人员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从业人员接受过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教育，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与传统手艺不同的新风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文旅部等政府部门，多年来一直对非遗传承人、民间文艺领域专业人员开展现代艺术和现代文化培训，推动传统手艺吸收现代艺术成果和当代文化趣味，设计创作出新的文创作品，实现转化创新成果,如朱炳仁铜艺，吴元新“元新蓝”，姚建萍的“姚绣”，吴尧辉“春夏秋冬”系列（黄杨木雕）等。以张小红为代表的“夏布绣”，湖北武汉黄春萍体现武汉民俗文化特点的“汉绣”，浙江林霞为代表的“台绣”、水族“马尾绣”以及“汴绣”“苗绣”“河湟绣”“壮绣”等，这些绣种在当今条件下应运而生，迅速成长，具备了鲜明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自觉自信，既创作出体现传统文化的作品，又不失时机利用多媒体平台推出时尚感强的当代文创作品。

民间文艺领域历史意识不断增强。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到2017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和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传播工程，各地民间文学类书、地方民间文艺大型系列著述、学术史著作不断出现，地方文化和区域文化成为研究著述重头。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甘肃卷》

民间文艺作为学科进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化遗产学以及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进入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不仅通过专业教育培养专家学者，手艺人也正式入职大学成为教授和学科负责人，例如蓝印花布国家级传承人吴元新、寿山石雕艺术家陈礼忠和郑幼林等，都先后进入体制内，担任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这一切表明，民间文艺的科制化趋势已成现实。

当今的民间文艺领域，其创作主题、从业群体、创作风格和生产方式，像一个橄榄球，两个端点相距很远，具有巨大张力。其中一个端点是传统民艺结合现代艺术甚至后现代艺术，把结构、功能、时尚与传统结合起来，统合着主流艺术与个性化，它们占据高端艺术市场主流。这个端点拥有很多著名民间艺术家（例如前面所列举的艺术家），他们有经济实力和艺术功力投身现代民间艺术创作。另一个端点则守着传统风格、技艺和生活方式，服务于日常生活生产实用功能，制作着传统精美的民间文艺产品。尽管传播范围相对区域化、地方化，但民间文艺既有的传统传承方式，仍旧在这一领域的最基础层面起作用。

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21世纪以来，民间文艺创作实践、流通交易等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涵盖了创作、从业人员、制度、流通、交易、体制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由于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媒体，民间文艺技艺领域发生的变化更为细致深刻。这些发生在实践层面的新形态必然带来民间文艺观念的深刻变化。

民间文艺作为社会文化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体系中更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诸多因素的影响，反过来说，民间文艺出现的诸多新形态并非孤立的，而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当下民间文艺作为市场流通中的“商品”与存在数千年定性为“民用”的民间文艺，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这也导致产生于农耕时代的“民间文艺”与生存于工业化时代和数字时代的“民间文艺”有了巨大的差别。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时代特征，直接影响了“民间文艺”这一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层面，它们对民间文艺产生着直接或间接作用，特别是文化对民间文艺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归根到底，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诸种因素对民间文艺的作用，必须通过作为整体的文化来实现。民间文艺最终必然反映出文化的影响。

但是，民间文艺并非被动反映文化的影响，它本身具有与作家艺术家创作文艺相应的属性，除了有个人创作、制作、表演的性质外，更普遍的属性是民众日常生活本身，具有实践性，因此，“民间文艺”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民间文艺生活文本”“民间文艺生活世界”；同时，民间文艺的创作成果也不是一次性写定的文本，而是可以被多人不断重写、多次改写和演绎的文本。因此，在面对一个时代文化整体时，它既是被创作完成并独立存在的艺术文本，又存在于这个文化整体内部的生活实践本身，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民间文艺的上述存在特征，决定了它是充满生机的鲜活生命，随社会生活变动而变动；它拥有以自身作为实践性文本呈现现实生活和表现时代的能力，而不是纯然被记录的固化存在。

因此，21世纪以来在民间文艺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就不仅仅属于民间文艺创作和产品流通传播的变化，而是民间文艺生活的新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实际上体现出新时代社会政治的变化、体现为文化整体的变化，需要我们从理论层面重新思考“民间文艺”这一术语的含义，重新定义它，并调整我们的学术眼光和工作思路。

首先，身份之变。民间文艺被纳入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整体战略之中，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弘扬民族民间文艺成为全民高度认同的政治正确。民间文艺身份之变，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收集整理民间歌谣，倡导民间文学、反对封建贵族文学的主张；勃兴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大力主张文学艺术家向民间文艺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创作具有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内容的新文艺，这一运动顺理成章地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继承和发扬；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拓展了对民间文艺和民族文化的认识，完成了民间文艺与上层文化二元对立的消解，而达成了“民间文艺+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最初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在政治层面上提出。可以看出，民间文艺的身份之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果。21世纪中国政治环境和文化趋势彻底消解了传统叙述中的“精英”与“民间”之间的二元结构。民间文艺从“底层”“升级”到“精英”文化层面，不仅成了主角，而且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一华丽转身，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多少有点无可奈何地感叹“中医”“中国手工艺”是有自身的规律，但没有人重视，“请美术家请不到”。这是受制于当时文化局限产生的局面。而新时代民间文艺得到全面重视，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受到专家学者和爱好者的关注，得到肯定性评价，并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象征。这显然是意识形态力量在发挥作用。

其次，地位之变。民间文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改变，对重新认识它的本质具有重要价值。民间文艺虽然仍在民间生活之中，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民间的”文艺了。政府大力支持，体制介入扶植，媒体全面传播，学术无缝跟进，市场雅俗共赏，这一切促使民间文艺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主旋律最重要的一部分，既居庙堂之高，也寄江湖之远，游刃有余。所谓民间，是与精英对应；所谓民众集体创作，是与专业创作相对应。今天出现了新的民间文艺创作群体，既有专业创作的大师级艺术家，例如民间故事家刘德芳、说唱艺术家刘兰芳、寿山石雕刻艺术家冯久和、苏绣艺术家姚建萍、木雕艺术家郑春辉等，以及来自专业学院从事民间工艺美术创作的专家，还有陶瓷、剪纸、布艺、扎染、编织、彩绘、内画、唐卡、金属铸艺、竹刻、砖雕、二人台、十二木卡姆、长调、乌里格尔等众多领域的大师级艺术家，也有默默无闻的民间艺人。前者既传承又创作，地位已经不再是“民间”的、“底层”的，而是有“精英性”的专业艺术家，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仍然从事着民间文艺性质的创作，走民间文艺的路子，是民间文艺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家。这就是新时代民间文艺新形态。归根结底，是新时代的政治态势和文化趋势造就了这一新形态。因此，界定新时代的“民间文艺”就必须把新时代新形态考虑进去，而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与上层、民众与精英、俗与雅、业余与专业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再次，方式之变。民间文艺创作意识从手艺展示转变为艺术与手艺的高度融合，艺术家自由创作意识增强，不少领域走出了祖先传授的制作模式，展示个性、趣味、时代性、地方性成为民间文艺全领域普遍的现象，民间文艺创作的优秀作品成为文艺百花园里的灿烂花朵。民间文艺领域人才培养科制化体系正在形成，新型民间文艺从业人员带来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手法迅速改变着创作、经营、管理、评价等全方位体系。与之紧密结合的数字技术、大数据和网络平台完全改变了民间文艺业态，保守一点说，也是改变了民间文艺的存在方式、创作方式、传播方式、流通方式，等等。

21世纪以来民间文艺领域发生的这一系列全面变化，是经由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多力量促使、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社会制度合力推进，最终在21世纪开花结果。这是一段历史发展进程在今天的结果。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的。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后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内涵做出自己的理解，一般倾向于把传统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上层、知识精英所奉行的文化传统，为“大传统”；一类是流行于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村)、为普通老百姓所遵行的文化传统，即“小传统”。中国学者余英时说：“如果从中国史的考察入手，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些人类学家所惊诧的‘新经验’在中国实在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不但早已自觉到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余先生在此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觉悟，即“自觉到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这个观点对于理解21世纪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指导价值。应该说，历代政治权力拥有者必然意识到大小传统这一分隔，也必然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的联系，以形成大一统文化理想，但是否实现这一目标，不取决于文化，不取决于帝王个人意志，而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代表的两种社会力量的性质。

[美］苪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民间文艺在学术界看来是属于“小传统”，它拥有自身一套观念、理念、价值观、审美趣味和话语体系，长期以来，既独立于“国家与权力”“社会上层、知识精英所奉行的文化传统”,又与其保持着环环相扣、若即若离的血脉联系，但两者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21世纪文化共识正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大传统与小传统日趋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包容的文化新形态。用叙事学话语来说，就是宏大叙事体系以民间文艺微型叙事为基础，民间文艺微型叙事则以宏大叙事为指向。两者互相包容。在大传统代表的文艺形式——文学、音乐、美术、舞蹈、书法、戏剧等领域里，民间文艺或成为主题，或成为基调，或借助技法形式，而在民间文艺创作里，主题、思想、情感、价值等日趋指向民族、国家、理想等方向。大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与小传统的区域、民俗、行业渐行渐近，相向而行，相互拥抱。我理解，一种会通文化正在弥合千百年以来存在的两个文化传统，余英时所指出的意识到的“密切关系”正在紧密联系为一个交流互鉴的新整体。

我们能够理解这就是一种现代文化新形态，或者干脆就是现代新文明的症候吗？学术界一般认为，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的系统表达，也有人认为文明是系统的组织方式、文明之于文化有境界与层次之分，等等。马克思曾经特别指出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的文明价值。从近代文明更迭的历史看，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其核心是系统性、功能主义和效率优先；而后现代文明对现代文明的超越，与后工业时代相匹配，以颠覆上述核心的基础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哲学特征，表现出碎片化、去中心化、关注边缘少数群体和关注人文历史。中国现代文明的百年建构历程，在农村集体化和私有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救亡、启蒙、改革、开放、脱贫、生态等主题；近四十年来，迅速迈进工业化阶段并具有后工业时代特征，但自始至终关注人文、关注历史、关注各群体和少数民族文化，而融汇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汇聚成为一种磅礴气势的新文明，成为实践的走向。而伴随着这一走向，民间文艺呈现出的新形态与这一社会文化走向高度契合，表现出逐渐消解大小传统之间隔离的态势。

显然，研究中国现代文明的新形态不可能局限于理论思辨和书斋推导。这是一项田野工作。它存在于广阔的社会实践和深入的社会调查之中，包含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部事业之中。11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为了打倒封建贵族文艺，发掘平民百姓的歌谣、故事、神话、谚语，倡导“民间文艺”，赋予其“平民的”“民主的”思想内涵；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到军队去发现工农兵的原始的粗糙的文艺，赋予它时代主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文艺的再转化，为社会主义文艺奠定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间文艺”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民间文艺不再与“精英的”文艺事象相对应相对立而存在，而是融合进入了新中国现代文艺整体，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而存在，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风向标。这是新中国文艺的巨大进展，必须予以总结。

民间文艺在现代中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事象，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管中窥豹，从民间文艺这一视角，能够看到中国文艺现代新形态；放宽视野，也一定能够看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形态。

[原文责任编辑：丁红美]